从生态文明建设看自然资源融合管理

□ 范振林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组建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是党中央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新时代新征程上建设生态文明，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统筹兼顾、整体施策，而推动自然资源融合管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趋势。

用系统论看自然资源融合管理

生态文明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管理的“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目标高度契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打破自然资源要素的割裂管理模式，而自然资源融合管理也强调各类自然资源不同要素之间相互交融，注重各类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可以变成金山银山的财富，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自然资源是天然存在、有使用价值、可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要素的总和。其中，土地、矿产、林草、水、湿地、海洋、荒漠等自然资源是自然生态系统重要的构成要素，具有经济、生态、社会等多样化功能和复合价值，既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能量来源和空间保障，又能满足人类审美休闲等更高层次需求，为人类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服务。

我们在对大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中，要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以及保护自然的理念，正确处理好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之相对应，自然资源融合管理也不是各类自然资源管理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场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变革，必须破除原有单一分散管理的思维方式，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想办法，探索自然资源融合管理新路径。

自然资源融合管理实现路径

自然资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来看，自然资源管理的融合路径包括多方面:

——加强自然资源管理深度融合。针对自然资源领域管理碎片化、资源配置关联性低、协同保护不足、数据壁垒多等问题，加强自然资源管理深度融合可以破除部门分割，实现自然资源优化配置，将自然资源视为整体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监管，也为保障自然资源公平分配、提升公众福祉提供新途径。

——提高自然资源产出率。自然资源高水平保护、高质量产出和高效率利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生态文明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要求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损害，提高资源利用、产出效率，用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着眼解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系中的深层次问题，深入开展自然资源领域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战略问题研究，重点做好自然资源管理考核评价、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自然资本核算等系列工作。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推动机制完善，健全基本制度体系，推进人才高地建设等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内生动力和重要保障。

履行好自然资源“大管家”职责

自然资源作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和产业载体，工业化程度和工业化结构影响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配置，同时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生态性和战略性又会影响工业化发展。笔者认为，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资源要素保障，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以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切实转变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统筹好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注重跨学科综合性的自然资源利用研究，使绿色发展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形态。

二是科技赋能、创新发展。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通过科技创新促进自然资源管理和数字经济融合贯通。

三是协同平衡循环发展。加强不同区域资源环境研究，统筹解决好资源与环境、产业的融合问题，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以农业、采掘业、能源业等产业为基础，生态服务业为重点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格局。

四是优化产业结构。统筹农业、生态、城镇等功能空间，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和管控作用，精准保障自然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并发挥好自然经济多学科智力优势，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高效有力指导。

（作者单位：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

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量化依据

□ 许刚 陈小杰 陈江平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在党中央的战略引领下，全国积极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自然资源负债表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可以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意义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为生态保护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推动经济结构绿色转型，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

当前，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绿色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前提，让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一样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生产要素，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我国农村生态资源丰富，但其经营开发及价值实现能力相对较弱，而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生态产品拥有巨大的需求力及购买力。通过生态补偿、生态产业等方式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能够推动区域间供需精准对接、要素有序流动，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近年来，各地深入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探索，但在其过程中仍然面临价值核算难度大、市场机制不完善、制度体系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对此，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通过准确量化实物量，科学核算价值量，助力生态产品交易市场机制完善，强化生态保护政策支持，有效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为科学核算生态产品价值提供依据

当前，我国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自然资源本底数据库，加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方法，影响了生态产品价值的准确评估和市场认可度。

对此，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通过全面清查自然资源资产的数量、质量、分布格局等信息，能够形成统一、规范的自然资源本底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便于有效管理。同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需要统一的核算标准和方法，这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的规范化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例如，湖北省鄂州市通过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了生态服务价值核算体系，为后续的管理和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完善生态产品交易市场机制

目前，生态产品产权归属不明确，生产端存在规模小、市场分散等问题，缺乏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同时，生态产品供需对接不精准，绿色金融支持生态产业力度有限，行业规模难以做大，产品服务水平有待提升。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明确了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归属和责任主体，为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提供了基础条件、数据支撑和价值评估依据。例如，江苏省常州市郑陆镇通过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创新“附带生态管养协议”的供地模式，将酒店建设用地和周边需要管养的生态地块要素进行组合，设立生态旅游、沉浸式农耕体验等特许经营权，推动了生态产品价值的市场化实现。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体系

从政策体系来看，由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受益主体不明确、产权边界模糊、生态补偿标准不科学、缺乏激励与约束机制，难以形成生态产品全链条的政策合力。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也可作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强化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生态保护责任。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增长与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挂钩，通过将生态产品价值纳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考核指标体系，推动生态保护责任的落实；福建省南平市通过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了“古茶树保护合作社”，将茶叶销售收入按比例分配，兼顾多方利益，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整体来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具有明确产权归属、规范价值核算等显著优势，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未来需要结合人工智能、遥感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进一步提升自然资源价值核算准确度、透明度和动态性，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面落地。

（第一、二作者单位：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第三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两山』转化铺就绿色共富之路

□ 谭荣 金俊 张英男

2005年，在浙江省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前往安吉县余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作为这一理念的发源地与实践先行区，浙江省以理念转型为先导，以生态修复为基础，以产权改革为保障，以市场机制为动力，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路径。

理念转型：从“发展悖论”到“生态自觉”

改革开放初期，“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曾让浙江部分区域陷入生态与经济的双重困境，这折射出传统增长模式的深层矛盾——资源消耗型经济难以持续，而单纯的环保主义又可能牺牲发展机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资本；生态优势可以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浙江的发展逻辑发生了系统性变革。在价值层面，2015年浙江率先取消对26个加快发展县的GDP考核，建立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政绩评价体系；在制度层面，构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生态治理网络，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在市场层面，培育形成生态农业、休闲旅游、健康养老等绿色产业集群。这种全方位的转型，标志着浙江的发展哲学从“增长优先”转向“质量优先”，从传统GDP转向绿色GDP。

空间重构：从“被动治理”到“系统修复”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决定了零敲碎打的治理难以奏效。浙江的实践表明，真正的生态修复必须超越“哪里坏了修哪里”的应急思维，转向全域统筹、系统治理。这需要建立科学的生态诊断体系、创新的修复技术体系和长效的维护管理体系。

以国土空间重构和自然资源要素重组为路径，浙江通过土地综合整治，破解耕地碎片化、生态空间割裂等问题。生态修复不再是孤立工程，而是将其嵌入区域发展的整体框架中，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有机融合。

同时，浙江以生态治理技术创新为动力，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海”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和生态产品供应能力的全面增强。如瓯江源头区域通过对水生态、森林、湿地、农田生态系统和废弃矿山的整体修复，不仅提升了当地的环境质量，还增强了生态系统的韧性和增值潜力。

产权改革：从“模糊地带”到“清晰边界”

生态产品的公共属性曾长期制约其价值实现。浙江的突破在于，通过产权制度创新，让“谁保护、谁受益”的规则清晰可操作，为全国自然资源产权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

确权登记是基础。针对自然资源权属复杂、边界模糊的难题，浙江探索了数字化确权、三维地籍等技术手段。宁波市林场在林权确权登记过程中，创造性地采用收集缺失资料“三段法”、调查指界流程“五线法”等，完成了全市9个国有林场的确权登记工作，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权属争议。象山县推行养殖用海“三权分置”，为兼容用海模式提供产权基础。这些实践的核心是让产权“看得见、算得清、管得住”，为后续市场交易奠定基础。

权能拓展是关键。在中央政策框架下，浙江创新了保护地役权、生态补偿收益权等新型权益。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开展集体林地保护地役权改革，实现对3.95万公顷集体林地的统一监管，既保障了国家生态安全，又让村民获得生态红利。淳安县以生态公益林补偿收益权中的村集体存留部分为质押，投资飞地项目，村集体年增收2600余万元。这些探索表明，清晰的产权安排能够有效调和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使生态保护转变为各方共同参与的可持续模式。

生态增值：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赢”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交易是生态价值实现的载体和动力。浙江的经验是：政府搭建平台，市场发现价格，社会共享收益。经过多年探索，浙江已初步形成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在交易机制上，浙江构建了覆盖资源、资产、资本的全链条市场体系。衢州市常山县创建“两山合作社”；宁波市象山县创新“蓝碳﹢产权﹢司法”生态环境损害补偿交易模式。这些机制的本质是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生态产品“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问题。

在利益分配上，浙江注重构建“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良性机制。丽水市云和县探索对出让地块同步核算收取生态环境增值金，专项用于区域生态环境建设。杭州市余杭区青山村与公益组织合作建立“善水基金”信托，提高村民补偿收益。这种“保护—增值—共享”的闭环模式，既避免了“环保饿肚子”，又防止了“开发过头”，形成了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20年的实践表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层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浙江的探索不仅解决了具体环境问题，更构建了一套涵盖理念、技术、制度、市场的完整转化体系，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第一、三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第二作者单位：浙江省自然资源厅）